常清教授

中国农业大学中国期货与金融衍生品研究中心主任

中国农业大学MBA教育中心终身名誉教授

北京金鹏期货经纪有限公司董事长

原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秘书长

近日，中国农业大学常清教授接受大连商品交易所采访，原文如下：

1985年研究生毕业后，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从事价格改革工作。当时价格改革刚刚开 始，正处于双轨制改革的过渡阶段。抱着一种破釜沉舟 闯关姿态，我投入了创立中国期货市场这一前无古人的事业。在中国改革开放 40 周年、期货市场探索建立 30 周年之际，回顾参与期货市场研究的一景一情，我仍感 到特别亲切。同志们那种攻坚克难、勇于尝试、敢闯敢干、 团结奋战的精神，至今仍令人称赞。

2018年是我投身期货市场的第30个年头，我已步入花甲之年，回忆过往，对自己能够参与中国期货市场的设计和组建工作深感自豪，也由衷地期待不久的将来 中国能够成为国际性的定价中心，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 来越重要的作用。

1985年，我从吉林大学研究生毕业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，研究价格理论和政策。此时恰逢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，“如何形成市场价格”成为改革亟待解决的问题。

世纪之问：什么是市场价格

1984 年 10 月，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，这是改革开放后党和国家的又一次重大战略部署，会议提出把改革为核心”。但当时的中国，全面放开价格有很大风险。于是，国家采取了一个过渡办法，先放开一部分产品的价格，暂时保留另一部分的计划价格，即价格双轨制。可部分价格放开后，出现了一些始料未及的问题。

第一个问题就是由于供给短缺造成的市场价格猛涨，整个社会消费物价上涨幅度前所未有, 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。第二个问题是流通异常混乱。第三个问题是双轨制带来的市场混乱。

面对这种混乱的局面，大家产生了一个共同的疑问，什么是市场价格？理论界有许多文章认为放开价格不等于市场形成，价格改革面临进与退的选择。

为此，1986 年国务院召开了一次老中青经济学家务虚会，在会上国务院领导问在座的经济学家究竟什么叫市场价格。当初我们既定了一个目标市场价格，结果放开以后，市场出现了许多意想不到的问题，没有形成真正的市场价格。那么究竟什么是市场价格？

可以说，国务院领导提出的这个问题，是针对当时物价改革而提出的世纪之问。

回答世纪之问：改革者们交出了合格答卷

在这种情况下，大家坐下来一起探讨，什么是真正的市场价格？ 市场价格是怎么形成的？带着这些改革问题，我们开始广泛查阅资料，借鉴国外经验。

在探索的过程中，不同的研究群体不约而同地都研究到大宗商品期货上。这个时间是 1987 年。我当时所在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责无旁贷地做了领头军，带头进行理论研究。经过大量的资料查询和学习，我们终于把西方市场价格的形成机制从理论上基本理解清楚了。与此同时，市场上有关期货市场方面的研究也开始逐渐涌现。因此，循着路线我们就开始进行深入的期货市场研究。

当时的资料非常非常的少，很难查找，很多资料只是只言片语地提到期货。国外期货市场上市的都是最基础的产品，比如粮食、金属等基础产品，不是加工品。这些基础产品通过期货市场有组织地交易进而形成价格。至此，我们理顺了市场价格的由来：价格是通过有组织的有秩序的期货交易形成的。

成立期货研究小组：凝聚集体力量推进物价改革

随着期货研究关注度的提升，期货也进入了国家领导层的视野。1988年2月10日，时任国务院代总理李鹏亲笔致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，“请考虑是否能组织几位同志研究一下国外的期货制度，运用于城市的副食品购销，特别是大路蔬菜和猪肉，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双方利益，保持市场价格的基本稳定”。这一批示，连同同年3月 25 日李鹏代总理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中的“加快商业体制改革，积极发展各类批发贸易市场，探索期货交易”的发言一起，标志着在中国开展期货市场研究这一崭新的课题正式确立。

作为课题的具体落实者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承接了这项任务。我作为价格组的骨干研究人员，首当其冲地接到这个任务，研究小组的工作正式推进。第一步是人员组建。当时我们和国家体改委正好也在做期货研究，于是双方一拍即合，联合成立了一家机构，名称定为“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—国家体改委期货市场研究工作小组”（以下简称期货研究小组），我任秘书长，成员包括外贸部、国家体改委流通司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的部分人员。期货研究小组的任务主要是负责研究期货市场理论与政策，以及设计期货市场试点方案。

没过多久，由于商业部的直接参与，期货研究小组扩大了。商业部张其泮、赵尔烈和朱玉辰作为商业部研究人员加入了期货研究小组，成为小组的主要成员。

期货研究小组分别于 1988 年 4 月和 6 月在北京召开了两次全国性的座谈会，分别对我国建立和发展期货市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，以及期货市场的具体试点方案、期货交易组织和运作模式进行了讨论，并形成了《关于期货制度研究工作的报告》。

我清楚地记得，报告交上去没多久，很快就获得了李鹏总理的批示“同意试点，但结合中国国情制定方案”。至此，这算是我们研究小组获得的第一个阶段性成果。

破除艰难险阻：体现改革者的智慧

开展试点工作，关键是要确定试什么，从哪个品种、哪个部门、哪个地方开始。

第一个争论是试点品种;第二个争论是寻找试点城市;第三个争论是期货市场姓资姓社的问题，中国究竟有没有条件搞期货市场，这是争论的焦点;第四个争论是双轨制下建设期货市场是否可行;第五个争论的焦点是对投机的认识;第六个争论涉及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市场。

为了解决这些争论，我们不断地研究、不断地探索，也使我们对期货市场的认识一步步加深。争论在当时起到的一个客观作用就是澄清并统一了思想，这为今后的试办铺平了道路。

这就是我参与中国期货市场前期设计和组建的过程。随着试点的建立，中国期货市场发展也逐渐进入了快车道。回顾这个过程，中国期货市场之所以能成功组建与两个因素密不可分：一是改革者的智慧。改革不仅需要勇气，更需要智慧。很多在现在看来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在当时开始创建时是花费了很多智慧的。二是团队支撑的重要性。我们搞研究小组之初，就意识到仅研究中心单干还不够，必须成立一个部委协调小组，壮大队伍。后来我们把相关部委的分管领导都请到了协调小组中，这支队伍成员包括当时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马洪、商业部部长胡平、商业部副部长姜习、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安志文等。后来发现，期货研究小组之所以能对中国期货业的发展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，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背后拥有这支堪称豪华的队伍作为支撑。